成吉思汗庙名称的文化秘密
乌兰浩特成吉思汗庙，雄居汗山之巅，左有洮儿之拥，右有归流之护，抚兴安山水，佑万千百姓，成为这一方热土的守护神！
但不少人对成吉思汗庙为什么称“庙”缺乏理解，认为这个名称不伦不类：庙里没神像，称庙无喇嘛。纪念成吉思汗的建筑为什么叫“庙”呢？这样的疑惑是值得一说的问题，据此今人可知当时日伪高压下蒙古族进步知识分子的文化智慧。
成吉思汗庙的兴建，在风雨如晦的二十世纪四世年代初。当时，兴安南省兴安总省所在地的王音苏莫（王爷庙），城区东北高地有一个“天照大神”的祭祀牌位，这对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摧残辱没，外来的“那仁珲”（日本人），已然是这方土地的主人，公职人员都定期祭拜他们的“天照大神”，令他们心绪难平。因此，决心树起蒙古民族缔造者成吉思汗祭祀殿堂，那么，这样的殿堂无异是文化领域与日本人的阵地争夺。怎样命名这一建筑，使日本人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妥协退让，就在于这一建筑的定位与命名。
这些知识分子深知中日两国佛教文化源远流长，祭祀殿堂的命名既规避又契合需要深知历史和现实、文化与宗教、中国及日本的差别、异同、国情，唯如此方可达成目标，这是成吉思汗庙名称的显性意蕴。
而隐性意义在于传统文化的暗寓，是成吉思汗庙名称命名的秘密所在——答案形成于元朝。
史乘记载：宗庙祭享之礼…世祖中统元年七月丁丑，设神位于中书省，用登歌乐，遣必者赤致祭焉（《新元史·宗庙上》）。中统元年是年，这一年忽必烈于上都即位，并马上与哈喇和林称帝的胞弟阿里不哥开始了争位战，在残酷的战争进行过程中，忽必烈依然重视祖先（成吉思汗为主）祭祀之礼，在上都建起了宗庙。
中统元年十二月“初命制太庙祭器，法服…四年三月癸卯，诏建太庙于燕京”（《新元史·宗庙上》）。目前的一些观点直言“太庙”为明清两代的家庙，这是模棱两可的话。明清两代的太庙指留存下来的太庙建筑，而非太庙之制始于明清，元代蒙古统治者亦建有太庙，只是建筑实物没有留存而已。
而到了至元元年，“奉安神主于太庙，初定太庙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至元元年为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已是尾声，在激烈的战争中忽必烈把太庙祭享之礼明确化，成吉思汗神位在太庙七室中处于第一室。
至元二年，正式上尊号，称成吉思汗为“太祖”，三年，确立“八室神主”，这应该是蒙古文化中“八白室”祭祀的初始，八室神主为“烈祖神元皇帝（也速该、第一室）、太祖圣武皇帝（成吉思汗、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窝阔台、第三室）、皇伯术赤（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台（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托雷、第六室）、定宗简平皇帝（贵由、第七室）、宪宗桓肃皇帝（蒙哥、第八室）”（《新元史·宗庙上》）。成吉思汗的上尊号于至元二年以外，其他谥号（除术赤、察合台）都是根据丞相安童、伯颜提议于八室太庙建成后的三年十月奉上。
而说到“庙”的规制，明确为“庙制：…前庙、后寝。正殿东西七间，南北五间，内分七室。殿陛二成三阶。中曰泰阶，西曰西阶，东曰阼阶。寝殿东西五间，南北三间，环以宫城，四隅重屋，号角楼。正南、正东、正西宫门三，门各五门，皆号神门，殿下道直东西神门曰横街，直南门曰通街，甓之”。这是至元十七（）年的规制；至治元年（）有了新庙制“诏议增广庙制。三年，别建大殿一十五间于今庙前，用今庙为寝殿，中三间通为一室，余十间各为一室，东西两旁际墙各留一间，以为夹室。室皆东西横阔二丈，南北入深六间，每间二丈”（《新元史·宗庙上》）。
在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宗庙礼制，既有蒙古文化元素，更多融入了儒家文化的成分，从开始的简单到后来逐渐完备，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演化、发展。从接受太庙祭祀礼仪到太庙建筑规制，要求具体、数据明确，而文字叙述的画面感非常逼真，如果仔细审读记载的文字，审视成吉思汗庙建筑布局，可知建筑师胸中成吉思汗庙巍峨壮观的外形所踪是什么了！
成吉思汗庙名称的“庙”隐含的文化秘密，早在七百年前就已清清楚楚记载于史乘！而这一秘密在日伪高压下，让这些进步知识分子们以这样的方式有所踪有所隐有所显，最终完成了侵略者铁蹄下的文化杰作！
——传统文化的弘扬，有时既需要胆识又需要学！
李乌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