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工作的回忆
刘春卓盟纵队和卓盟反霸斗争开完“四·三“会议以后，东蒙古代表回去了。克力更、包彦、乌力吉那仁同志决定去东部工作，也一同走了。因为“四.三”会议决定联合会会址设在赤峰，需要察看一下，作必要的安排，所以，乌兰夫同志和我们到了赤峰。这时，白云航已随哈丰阿等先到了赤峰，他停止了人民革命党的活动，但提出建立联合会卓盟分会时，他要任主任，热河省委不同意。原来他曾提出要当纵队司令员（师长）和盟长，现在则要一身而三任。我们到赤峰以后，立即和白云航商量组织军队，由他当司令员的问题，卓盟政府现在还不成立，盟长一事以后才能考虑，他可以在司令员、分会主任二者中间选择一个。他经过考虑后表示愿当司令员，不过将来成立盟政府，还要当盟长。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热河省委决定成立卓盟纵队，不称第三师，由白云航任司令员，孔飞同志任副司令员。当时白云航是没有兵的，这个纵队完全是热河省军区帮助建立的，并受冀热辽军区和省军区领导。
联合会卓盟分会，经过一番筹备以后也成立了，由孔飞同志任主任。分会成立以后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当时我们同意白云航不任主任而任司令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使分会能够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可以设想，如果白云航任主任，很难指望他能够这样。蒙古族人民发动起来以后，坚决要求枪毙伪满时喀喇沁中旗旗长阵子善，他是中旗一霸，民愤很大。“四·三”会议时，他曾自己跑到承德，向哈丰阿等活动让他参加，未得允许。考虑到他是蒙古上层，当时我们还曾想过不采取镇压的办法，可是蒙古族群众的要求很强烈，所以乌兰夫同志批准把他枪毙了。这场斗争进行得轰轰烈烈。我们没有亲在现场，但随时听到情况汇报。这次反霸斗争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第一次领导内蒙古地区的群众斗争取得胜利，是乌兰夫同志直接参予了的，在这以后的斗争和土改运动就都是在热河省委领导下进行了。喀喇沁中旗是蒙汉杂居区，考虑到这个特点，确定在这里进行反霸斗争的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蒙汉共同参加、蒙霸蒙斗，汉霸汉斗，这样作的效果很好，可以避免阶级敌人挑拨民族矛盾。引起民族纠纷，为以后的土改创造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好经验。
孔飞
赤峰是昭、卓两盟的中心，经济、文化在内蒙古地区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处东、西蒙接合部。在这里停留一段以后，我们都觉得联合会设在这里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决定回张家口后就派干部来，逐渐进行各项筹建工作，后来确也派了一批干部来。当时热河省委在这里设立了自治学院。为内蒙古培养自治运动的干部，我代理院长，金起铣任副院长主持工作，乌兰夫同志来后同意兼任院长，由我和金起铣任副院长，并从张家口派来齐水存同志任教育长。只是后来国民党大举进攻、占领了赤峰，才改变了联合会设在赤峰的计划。
联合会撤到贝子庙
乌兰
卓盟的工作大体有了头绪以后，乌兰夫同志和我们返回承德。乌兰同志听到消息，带了十一支队的负责人等一行，专程从卓东来了。她向分局、省委和乌兰夫同志汇报了工作。六月间。我们回到了张家口。到了九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进攻，傅作义的部队从绥远向东大举进犯，张家口准备撤出。于是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撤到锡盟贝子庙。对撤退问题早些时候就有所准备，主要考虑到这么多人一下子到那里，牧区没有粮食是个大问题，所以决定运盐换粮。东乌珠穆沁旗境内有一个额吉淖尔盐池，张家口一带的用盐都是从那里运来的，苏蒙联军进来以后，盐运中断了。撤到贝子庙以前，我们就让晋察冀解放区群众大量运进粮食去，把盐运出来，积累了一部份粮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燃料问题，这么多人靠烧牛粪是不行的。我到贝子庙后，了解到日本人发现附近有露天煤矿，当地群众有用土办法挖掘的，于是派了一个同志到林西雇请了几个煤矿工人挖煤，这样一来燃料问题也解决了。联合会的机关以及工作人员分几批从张家口撤到了贝子庙。乌兰夫同志和我还有王铎、王再天等同志以及我们的家属一起，乘几辆卡车最后从张家口撤到贝子庙。王铎同志是从绥蒙回东北去工作路经张家口的。见面后，乌兰夫同志和我们都留他在联合会工作，他同意留下了。王再天同志则是要求回内蒙古工作，经晋察冀中央局同意到联合会的。这时，他们和家属也就同行了。民族学院藏、彝族同志年初也从延安到了张家口，党为了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他们，留在联合会工作，也一同撤退了。
当时形势很紧张，敌人侵占张家口以后，派了一部份部队向北进占多伦，晋察冀中央局电告我们，敌人有突袭贝子庙的部署。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部队很少，而且也搞不清楚敌人进攻的规模，所以，一方面在贝子庙安家，一方面在靠近外蒙边境离贝子庙五、六十里的岱喇嘛庙准备后方。中央局和苏蒙联军、蒙古人民共和国原有通讯联系，国民党开始进攻时，中央局撤到河北省阜平，相隔太远，没有必要联系，于是中央局聂荣臻同志决定由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就近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保持通讯联络。我们讨论以后，乌兰夫同志决定亲自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取得联系。
这时，包玉琨从王爷庙来到了贝子庙。他先到林东、林西，听说我们撤到贝子庙，就迳自来了。他表示愿意在联合会总会作些工作。贝子庙附近有一股士匪，头子是蒙古人胡图林嘎，被国民党收买了，威胁着贝子庙的安全。包玉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说这个蒙古人怎么和国民党搞到一起了。他要去说服土匪头子，让这股土匪归顺联合会。我说：“那不行，不能够那样简单，你到那里，他不听你的怎么办？绝大多数的蒙古人是好的，像你这样当然好，但对那些土匪头子怎么能去说服呢？”他坚决要去，并说：“你不了解，蒙古人都有民族感情，我一去，把蒙古话一说，就会过来的。”不过，他有一个要求，要给他一匹马、一支枪。我一再劝阻，他硬是要去。没有办法，只好让他骑了一匹马，带上枪走了。他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以后也没有找到，大概是被敌人杀害了。这个人是很有功劳的，他的牺牲是很可惜的！
贝子庙
乌兰夫同志走后不几天，敌人果然打到了正蓝旗。当时有很多人从张家口往东北撤退，一时都涌到了贝子庙。在贝子庙只有二十来个人的警卫排，敌人要进攻的话，我们是没有力量抵御的。就在这个时候，随着联合会撤退到贝子庙的伪蒙疆政府经济部长吉尔嘎朗潜逃到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去了，他了解我们的虚实，所以我们就更紧张了。我和王铎、王再天、刘景平几个同志商量以后，决定调李秀山的部队迅速到贝子庙，并把联合会、锡盟机关以及一般工作人员和家属后搬到岱喇嘛庙。在贝子庙存有很多从东北运往华北解放区的枪支，我们把一部分枪支武装了留在贝子庙的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由刘景平同志指挥保卫贝子庙，我和王铎同志等撤到岱喇嘛庙。李秀山的部队接到了调令赶来，到正蓝旗时与敌人遭遇，并打退了敌人，使敌人进占贝子庙的企图没有得逞。当时敌人只是派了一支骑兵部队来试探虚实，伺机占领贝子庙，看到我们有了准备，后来也没有再组织进攻。但是敌人仍然不断组织部队和收买蒙匪向广大草原进行骚扰、袭击，纵火焚烧草场、牧草，杀害牧民，抢劫牲畜，残暴甚于野兽，这就激起了愤怒的蒙古人民进行自卫反抗，察盟盟长刘元复、分会主任苏剑啸同志等，就是在同敌人英勇搏斗时牺牲的。这时晋察冀中央局指示我们，为了避免敌人对内蒙古首脑部门袭击造成大的损失，要内蒙古党委向林西冀热辽分局靠拢。后又电告我们，中央局决定内蒙古党委就近受冀热辽分局领导。接着分局也来电要我们靠拢。但是乌兰夫同志走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很着急。我和王铎同志商量派王再天同志到中蒙边境去催乌兰夫同志回来。他走后也没有消息，只好我再去，我和王铎同志商定，我走后由他负责。因为分局一再电催我们靠拢，所以我和王铎同志商量，如果我一时还回不来，就由他带着党委机关和联合会的一部分同志先到林西去。于是，我和王宗洛、勇夫（他去过外蒙古）三人，乘汽车到了外蒙边境。我们刚到边境，外蒙的边防军就把我们包围了。经说明来意，才把我们带到了边防哨所。正好乌兰夫同志已经到达，准备出境，听说我们来了，就让他们把我们接进去。那个哨所是设在地下的地堡，从外面看就像个蒙古包。这时已经夜深了，我把贝子庙的情况以及分局一再电催向他们靠拢的问题，都向乌兰夫同志作了汇报。乌兰夫同志也讲了到乌兰巴托联系的情况，还介绍吉雅泰同志和我见了面。吉雅泰同志和乌兰夫同志是北京蒙藏学校的同学，是同时入党的。大革命时，曾任过绥远地委委员。他当时在乌兰巴托作中国侨民的工作，乌兰夫同志把他也要回来了。乌兰夫同志还带来一个报务员，他是内蒙古的青年、在外蒙受过训练。我们在边境上没有停留多久，就回到了岱喇嘛庙。临行时王再天同志也来了、原来他见到乌兰夫同志以后，在另外一处休息，这时就一同走了。外蒙古还派了一个人陪乌兰夫同志到岱喇嘛庙，他叫哈乐罗。苏蒙联军从锡、察盟撤回时，外蒙古在这里安置一些情报人员，估计他是借此机会来布置国民党向内蒙古草原进攻以后的工作。
决定向林东转移
回到岱喇嘛庙以后，内蒙古党委向党委所属党组织、联合会各级组织以及内蒙古全体同志发了一个指示。文件是由我执笔起草的（题目记不清楚了，是油印的），分析了当时战争的性质和形势，对战争的发展和必胜的前途作了估计，号召内蒙古全体同志和全体蒙古民族以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对蒋介石——以后又称为美蒋反动派的进攻，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并提出了怎样进行这场战争以争取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的方针、任务。文件结束是政治口号，第一个口号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团结起来，争取民族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同时对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把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中心转移到林东去。这是因为“四.三”会议决定了联合会的会址准备设在林东，这样也可以靠近分局。锡林郭勒草原上人口稀少，给养困难，没有粮食，交通很不方便。特别是草原江阔，无边无际，容易遭受敌人的骑兵突袭，党的领导中心放在这里对于整个工作是不利的。正在这个时候，哈乐罗向乌兰夫同志建议把联合会在岱喇嘛庙的家属接到中蒙边境外蒙侧去，因为在草原打仗，带着妇女小孩，行动转移都很困难。由于外蒙方面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乌兰夫同志同意了，于是把当时在岱喇麻庙的奎璧、王铎、王再天、刘景平、勇夫、高鲁、陈雪涛同志和我以及云继增的家属送到了外蒙境内。后来外蒙又把她们接到乌兰巴托。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去外蒙，到一九四八年五月，才由内蒙古党委派人到阿尔山中蒙边境接回乌兰浩特。
我们对内蒙古工作作了部署以后，乌兰夫同志派我和王再天同志先到林西向分局汇报情况。当时的昭乌达盟林东一带还是由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师师长和子章的部队驻扎。昭盟分会主任是萨格拉扎布。热北地委也在林东。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分局和冀热辽军区从承德撤到林西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和子章的部队很不稳，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到了林西。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向分局建议，让乌兰夫同志早日到分局来。在林西稍作停留。我和吉雅泰同志到了林东，见到了萨格拉扎布，我们同他交换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内蒙古自治运动如何进行的看法，他的态度淡漠。这时发生了我们派到四师当副政委的一个蒙古族同志（党员）被害事件，热北地委紧张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联合会派到赤峰工作的同志和自治学院也转移到了林东。不久乌兰夫同志他们从贝子庙到了林西，把我们又召回去了。
在岱喇嘛庙的时候，就已经商量了到王爷庙讨论召开联合会扩大会议以后的第一次执委会全体会议，以讨论如何动员全体蒙古族人民参加全国解放战争和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自卫战争，以及在新形势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和联合会的工作。同时还研究了把内蒙古党委和联合会的领导中心转移到东部去的必要与可能性。认为东部是当时联合会领导下的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而且地处东北解放区的后方和侧翼，可以依托东北解放区的帮助，也可以支持东北的自卫战争。在林西，分局召集我们讨论了在当前形势下的内蒙古自治问题。分局和我们都认为可以考虑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其性质是内蒙各阶层地区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同时内蒙古是蒙汉杂居，除纯牧区外，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汉人占多数，必须吸收汉人参加，实质上又是蒙汉联合政府性质。内蒙古是实现自治，党政军民和军事、财经、文教均需有整个一套，内蒙古工作重心又在东北，为统一内蒙古领导，建议组织内蒙古党中央分局，归东北局领导。会上还谈了人民革命党、人民革命同盟和青年团等问题。分局将讨论的意见，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报告了中央。关于内蒙古实现统一自治问题，我们在张家口的时候，就考虑过。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在乌兰夫同志复中央如何在内蒙古贯彻“五·四”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电报中，提出了这个问题。电报中说：“目前我党在绥、察、热及东北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十一个盟、一百七八十万人口的自治问题，过去阶段党已经克服了两次独立运动，承德会议在蒙人中影响较大，但蒙人一般不满目前的分盟自治与归省政府领导，要求统一自治。如何适当的满足蒙古族这一要求，这与解决土地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关于此点，我已提出意见交中央局，请中央并予考虑”（这封电报是我起草的）。分局讨论内蒙古自治问题以后，乌兰夫同志提出派我和吉雅泰同志到王爷庙和哈丰阿他们讨论召开执委会问题，分局同意了。这时恰好有一辆从海拉尔来的苏方二号吉普车要回去，我和吉雅泰同志就坐着这辆车，从林西出发经过东乌珠穆沁旗，一直沿着中蒙边境走了几天几夜，赶到了阿尔山。无边草原，白雪茫茫，日行千里，不见人烟，温度常在零下三、四十度。我们重裘裹身，还不能御寒，所以汽车在途中更不能憩息，只能昼以继夜，不停地奔驰，偶尔停一下，也必须燃起火来，否则连人带车就都要冻僵了。这是我的一次很值得回忆的行程，我们走后不久，乌兰夫同志和联合会其他同志就到了林东。
我们到了阿尔山，才知道敌人侵占通辽以后，东蒙总分会在这里设了一个后方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听说是联合会派来的，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从他那里听到了“四·三”会议以后东蒙的一些情况：国民党已经占领了通辽、开鲁一带；新成立的兴安省政府迁到扎兰屯去了；东蒙总分会还在王爷庙等等。从阿尔山出发，两天以后，到了海拉尔，在那里见到了呼伦贝尔盟工委的郑北辰和高锦明同志等。又从海拉尔出发，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到了扎兰屯，在那里见到了特木尔巴根、克力更和朱子休、夏辅仁等同志，克力更同志当时是纳文慕仁盟工委书记，夏辅仁同志是委员，实际工作由夏辅仁同志主持。新年过后我们又从扎兰屯赶到西满分局所在地齐齐哈尔。
在西满分局，见到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蔡畅同志也见到了。富春、蔡畅同志热情地招待我吃了饭，并同我谈了话。他谈了当时整个东北的形势和东蒙的工作。他说：我们党在东蒙还没有站稳，东蒙地区我们党虽然进去了，作了些工作，发展了革命力量，撤消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了兴安省工委和政府，但很多人都希望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现在看来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原因就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影响，有些人毕竟要考虑他们在这种形势下该怎么办了。对联合会的工作应该怎么作，他谈了总的精神，指示我要好好工作，首先是争取团结绝大多数，多和哈丰阿谈，有什么问题可同兴安省工委商量，重大问题报告分局，在谈话中，我把联合会的情况、冀热辽分局讨论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情况，以及准备同哈丰阿他们商议开一次执委会，讨论如何进行自卫战争、自治运动等问题向富春同志作了汇报。
到王爷庙
在齐齐哈尔，停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到了王爷庙，和哈丰阿、博彦满都见面了，也见到了兴安省工委书记张策同志和其他同志，同张策同志交谈了情况。兴安省工委门口挂着西满军区办事处的牌子，但都知道是工委机关。
我们住在东蒙总分会。经过和哈丰阿等初步交谈，发现这里的负责人中有些人虽然在表面上很镇静，但是在思想上却有较大的波动，不像开“四.三”会议时候的那种气氛了。我向他们转达了乌兰夫同志的意见，并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的形势下联合会如何组织蒙古人民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如何贯彻实现“四·三”会议决议，在新形势下开展自治运动等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我提出请哈丰阿邀集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联合会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乌兰夫同志意见，讨论当前的形势、蒙古民族怎么样进行民族自卫战争、联合会今后的工作以及召开执委会全体会议的问题。当时由于有人对内蒙古执行党进行民族自卫战争的方针、政策信心不足，发生了疑虑，所以对我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和吉雅泰同志到王爷庙不久，博彦满都给我们“接风”，在他家吃饭中间，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一师司令（师长）莫德尔图忽然把手枪放在炕桌上，竟然气势汹汹地说：“过去我们是听了西边的，现在也应该听我们东边的了，是不是我们蒙古人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去打仗？我们可不可以退出这个战争，保持中立？”他突然提出这样严重的问题，显然是因为当时的战争形势比较紧张，国民党的部队离王爷庙不太远，像他这样的人就动摇了。当然除他以外，还有其他人，也还有一些主意不定、认识模糊的人。博彦满都等一部分人就主张我党和民主联军的人员、军队从东蒙撤出去，只要有代表就行，并且逮捕去向国民党请愿因而被收买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玛尼巴达拉极为不满。当时在王爷庙的部队，就是莫德尔图的第一师，他觉得自己有势力，有最大的发言权，所以敢于挺身而出。不过他不知道情况正在变化，广大蒙古人民和革命干部、革命青年的民族解放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了，对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在第一师和人民革命青年团，东蒙（兴安省）的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好几位负责人，如王海山、都古尔扎布、旺丹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已经是党员了。莫德尔图还没有觉察到自己已不可能控制这个师了。不过我们还是把我们党的方针严肃而又耐心地进行了解释，反驳了他的意见。我说：“想中立是不可能的，面对当前的现实，要么走共产党的道路，要么上国民党的当，中立是绝对作不到的。内蒙古民族的解放没有中间的道路，要么反动，要么革命，这是历史证明了的。暂时的中立只能招致最终的失败，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所谓中立只能招来民族的灾难，这点内蒙古人民和革命的同志是有经验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有教训的，跟国民党走是不行的，不跟国民党打也不行，没有别的路可以行得通。”由于当时气氛如此紧张、所以博彦满都出面打了圆场，他说：“不谈了吧！吃饭，吃饭”。为此我到西满军区办事处同张策同志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的形势下，东蒙总分会确有一些人在思想上产生了波动。虽然他们和莫德尔图不同，但是情况很值得注意。
中央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和联合会迁到王爷庙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采纳了西满分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议。认为经过一年多的自治运动，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前夕，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条件也基本具备，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出了对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电。指示中说：“西满分局巧电悉。内蒙自治，现在不仅东蒙无论老年、青年，进步的、落后的一致有此要求，而且国民大会的内蒙代表一致有此要求，”“估计国大不会允许自治，但可能恢复蒙政会及采取其他欺骗，前此东蒙自治，正值政协初开与东北问题紧张时期，现在政协与东北问题均成过去，国内舆论同情内蒙自治，而国方已逐渐侵入内蒙。故中央认为，为了团结内蒙古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容纳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中央要求东北局、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晋绥分局、西满分局和乌兰夫同志“即考虑此事，提出具体意见，进行具体准备以便于最近期内实现。”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当我们和哈丰阿等知道中央来电内容以后，大家非常兴奋，我们尤其高兴。有些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不相信可以取得胜利的人，和想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的人，也都表示赞成这个决定，这就使主张置身于解放战争之外的思想一下子失去了市场。大家都在考虑怎样成立政府的事，所以紧张一时的局面缓和下来了，每项工作的进行也顺利多了。
为了了解他们对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想法，我分别同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交谈了几次。他们谈了很多意见，中心问题还是党的领导，以及与此相连的人事安排。哈丰阿说：“必须组织人民革命党，领导内蒙古工作，由联合会改组成也可以。党纲规定受中共领导，我党则以派代表常驻自治政府所在地为好”。还说：“政府仍由云、博为正副主席。特搞政权，可为副主席，多负实际责任。成立总司令部，云、阿搞军。我与朋搞党。”博彦满都则说：“需要组织一个党领导内蒙，是什么党呢？可问中共及外蒙，他们当可指示。”他还对哈、特说：“云泽不宜当主席，将来可为中共与内蒙的联系人。自己年老，特亦不宜，可由哈出任主席。”可以看出，他们还是想借着自治政府的成立，取得主导地位。对主席人选问题，我表示同意哈丰阿的意见，并指出内蒙古的军队仍由云泽主席负责也是适宜的，整个人事安排应待乌兰夫同志来后商定。对党的领导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四·三会议”不是已经正确地解决了吗？人民革命党不是决定取消了吗？不是已经宣布停止活动了吗？我认为这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应再提了，现在大家应该集中考虑建立自治政府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内蒙古民族解放的头等大事。我这样说以后，他们才没有继续谈下去，但并不是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正在这个时候，乌兰夫同志从林东给我和哈丰阿来电，说他要到王爷庙来讨论召开联合会执委会议和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问题。我送此电给哈丰阿时，他表示非常赞成，并积极准备欢迎。而在这以前提到开执委会时，他未置可否。因为从林东到王爷庙的路上，国民党土匪很多，乌兰夫同志来电中提出要部队到中途去接，我就此事同哈丰阿商量时，他一口承允，随即派王海山带了一个团，并由辽吉军区派出两辆汽车，迎接乌兰夫同志和联合会的其他同志到了王爷庙。从此，内蒙古党委和联合会的领导中心转移到了王爷庙。”
拟订“选举联盟”
为了准备召开联合会执委会议和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东北局来电邀请联合会各负责人，乌兰夫、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奎璧、克力更和我到东北局去。路过齐齐哈尔，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隆重的“欢迎乌兰夫主席、博彦满都副主席大会”，并派方知达同志同行工作。到了哈尔滨以后，东北局把乌兰夫同志、博彦满都一行作为贵宾安排在宾馆里招待。这是表示对蒙古民族的尊重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东北局的负责人林彪、罗荣桓、高岗（当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李富春（在齐齐哈尔）等都接见了内蒙古的负责人。东北局指示说：你们自己提出一个施政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人选问题也由你们自己讨论决定。这时（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又向各有关中央局、分局发出“关于内蒙古诸问题的意见”的电报，其中谈到“东蒙及热察三地蒙民久已要求成立统一的自治政府，我们不应再劝阻，故原则上我们同意……产生内蒙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指出：“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所反对的为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府及其所制定的取消民族自治权利的伪宪法与其卖国内战反动的政策”。电报中并提出了一些起草自治政府纲领和组织法必须注意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开会讨论，工作很顺利，并由我执笔起草了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暂行组织大纲”，经大家讨论通过后报到东北局，并转报党中央原则上批准。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由乌兰夫同志担任。对于博彦满都和哈丰阿的安排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之后，拟定由博彦满都担任参议会议长（当时各解放区政府都有参议会），哈丰阿担任自治政府副主席。博彦满都和哈丰阿本人也同意了。还共同协商拟定了一份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和一份参议会名单，其中包括东西部的蒙古族负责人和汉族负责工作人员，包括了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士，而且中上层的比例相当大，上层里左、中、右三方都有。后来我们就把这两份协商确定的名单，称之为“选举联盟”，这个“选举联盟”的代表性是相当广泛的，反映了蒙古民族团结一致进行反蒋自卫战争的决心。这里面包括的一些人是当时蒙古族青年都不拥护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是从大局出发，要团结全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不能因为有些人过去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就把他们排除在外。我们认为这个政府是内蒙古民族统一的自治政府，建立这样的政府将是内蒙古历史上空前的盛举。因此，组成这个民族的自治政府，必须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必须能够代表全民族，其成员必须能够代表内蒙古的各阶级、各阶层、各界、各方面、各民族，必须能够团结除蒙奸、反革命、人民敌人在外的全体人民。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人，就会使我们团结的范围不够广泛。如果我们不来取正确的政策，由于我们政策上的过失，不能在最大范围内团结各阶层的人，那将是我们的责任。这个“选举联盟”，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东北局也同意了。
我们还认为，这个政府之所以是高度的自治政府，这也是当时形势必然造成的。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建立，还没有中央人民政府，所以内蒙古地区的自治政府必然是高度的自治政府。但高度自治仍然是平等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是在统一国家内的自治，这个性质并没有变化。这就是我们对中央方针的理解。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
在哈尔滨开完会以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王爷庙，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也就是“四·三”会议一周年之际，召开了联合会执委会议，确定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三日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时称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时候，有些人竟然不想选举在哈尔滨共同商定的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了，提出了不选延安来的蒙古革命干部（大概是除乌兰夫、奎璧同志以外）；不选日本投降以后参加革命的青年（包括东部的青年在内）；不选汉人的“三不选”主张，并重新拟定了一个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这实际上是不选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年，而要建立一个由封建上层控制的政权。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参加这个活动的，不仅有原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人，还有从西边来的人，主要是博彦满都等人，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朋斯克等同志也参子了，当然他们和博彦满都等是不同的。在临近选举时，一些蒙古族党员和革命青年知道了这个情况，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报告，因此我们才得以知道。这个问题发生的太突然，我们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内蒙古党委和兴安省工委立即召开会议共同讨论对策。会上，也有同志提出要号召选举好人（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选举中曾提出这种口号），这样大家就不会不选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年了。但是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还是要作具体部署，不可掉以轻心，贻误大事。决定用各种方法向所有参加选举的共产党员、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团员和一些青年作具体布置，指示他们必须选举党提出的选举名单，坚决执行协商确定的“选举联盟”，不仅要保证他们所谓“三不选”的同志当选，还必须保证博彦满都当选，保证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朋斯克等同志当选，应该说这些同志不执行经东北局批准的共同协商确定的“选举联盟”，确是犯了严重错误。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决不能允许的违纪行为。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采取了十分耐心的态度，让他们自己提高认识，事后也没有再问。我们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到乌兰夫同志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保证这一点，其他同志即使不当选也还可以掌握这个政权。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全部落选，我们也还是可以重来的、在东北解放区的后方，估计也乱不到那里去，翻腾几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为了对付意外的情况，也作了必要的准备。
到了代表们正式投票选举的时候，气氛很紧张，他们对写票检票都认真极了。因为他们提出的错误主张不得人心，所以选举结果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保证要当选的人都当选了。除了乌兰夫、奎璧同志以外，都是以一百六十多票的过半数刚刚当选，而落选的人得票数也都接近，只差几票，当时规定的是限额选举，即限制了当选参议员的名额，不过半数票不得当选，虽过半数但超额也不得当选。博彦满都得票最少，刚刚过半数，排列在限额的最后一名，但得票和他相等的，同时还有三个人，共是四人。这时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局面。经过研究，乌兰夫同志提议由主席团开会决定当选人，报告大会通过；以保证博彦满都当选，实现我们的“选举联盟”。哈丰阿同志这时情绪很不好，却主张由四人抽签来决定谁当选。我们当然不赞成，万一博彦满都抽不到的话，一个在上层中具有代表性的人不能当选，就打乱了我们的“选举联盟”，可以给反对我们的人以借口，对我们是不利的。这也说明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没有作到应该作到的程度，无法向党中央和东北局交待。可是，这个问题提交讨论时，哈、特、乌、朋等同志都主张抽签，博彦满都这时很不高兴，也坚持要抽签。其他三人因为抽签还有希望当选，而不抽签，则肯定是博彦满都当选，所以也坚决表示要抽签，不同意由主席团决定。参加主席团的有些同志当时在政治上没有经验，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有同意抽签的。尽管乌兰夫同志和我们不同意，但是多数人主张抽签。结果博彦满都抽着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就这样侥幸地解决了。博彦满都当选了参议员，以后又被选为议长。我们后来总结这次会议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这是“仰赖马克思在天之灵”，靠这种偶然性得到的结果是不足为训的。
在选举之前，哈丰阿同志为了促使东蒙青年选举他们提出的名单，故意透露他们对这次选举所持的态度和他们的名单，是经过外蒙驻王爷庙的情报人员班斯勒格其同意的。当然，透露这个情况也还是施加压力，说明他们有外蒙支持。得知这一情况以后，乌兰夫同志立即给乔巴山发去电报，请他制止他们的人员干涉中国的内政。哈丰阿同志大概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在他们的选举名单失败后，没有作出大的反应。这个电报还导致了外蒙把和哈丰阿同志联系的人撤走了。乌兰夫同志担任自治政府主席以后，另外派人来王爷庙，并改和乌兰夫同志联系了。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参议会后，接着召开参议会选举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选举前通过了“施政纳领”和“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包括盟内旗、县、市）旗为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自治政府是实现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族政府；区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的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首届政府委员会通过五月一日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原联合会会旗为政府旗。还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设王爷庙，并改王爷庙为乌兰浩特市（红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还向斯大林和乔巴山发了致敬电。后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来了贺电。贺电说：“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时候，东北人民政府和辽西省政府都派了负责同志前来热烈祝贺，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派了张平化同志来参加并指导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不仅解决了蒙古民族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根本问题，标志着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和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全国范围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作出了榜样。同时在对敌斗争紧张的时候极大地鼓舞了内蒙古人民和全国各民族人民。我们党领导内蒙古人民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受到了广大蒙古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当自治新政府宣布成立时，内蒙古人民、蒙古民族各界人士无不兴高彩烈，踊跃欢呼热烈庆祝，互相致贺，同声欢呼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使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希望，增强了信心，对全中国的解放事业有着重大的作用和贡献，所以说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是蒙古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和一件喜事，而且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和一件喜事。这不仅是内蒙古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光辉成就。不仅揭开了蒙古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也标志着我国各民族大家庭民族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各民族完全平等的阶段，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是我们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个范例，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它的总分会、分会、支会都逐步停止了活动。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正当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时候，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教其尔、朋斯克等四同志，忽然又提出要建立或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领导内蒙古，并要求乌兰夫同志召集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他们四个人都已经是中共党员了，除乌力吉敖其尔同志以外，又都是兴安省工委委员。开始乌兰夫同志不同意，指出这个问题“四·三”会议早已解决了，事隔一年，人民革命党早已停止活动，不要再提也不应再讨论了。但他们坚持要开，乌兰夫同志只好召集奎璧、吉雅泰同志和我同他们四个人一起开了一次党内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上哈丰阿同志提出：根据内蒙古社会、历史现状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此来领导内蒙古的革命运动。理由是：1.内蒙古的社会状况和内地不一样，内蒙古没有无产阶级，成立共产党没有阶级基础，所以只能够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2.内、外蒙古不仅是同一个民族，而且社会经济结构也相同，外蒙古革命是由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所以内蒙古也只能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3.内蒙古的历史上也有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我们不同意这些意见和论点，因而发生了激烈争论。我们指出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是错误的，既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采取的态度，希望他们放弃这个念头，改变观点，回到党的原则立场上来，继续前进。对他们所持论点的回答，在前面都已讲到了。但这次我们还分析了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指出内蒙古社会不是没有无产者，没有产业工人，而是没有并且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单独的、独立于中国无产阶级之外的所谓“无产阶级”。内蒙古社会已有大量的产业工人，而且还有大量的农村雇佣劳动者，其中有汉族人，也有蒙古族人，他们和其他各民族的无产者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同一国家、同一社会只可能产生和形成一个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无产阶级，决不可能同时产生和形成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无产阶级。同一国家、同社会不可能在各个民族中分别产生和形成各自的无产阶级，任何一个中国境内的民族都不可能单独产生和形成自己民族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不只是那一个民族的党，所以包括争取中国各少数民族彻底解放在内的中国革命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那种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汉人党”，因而蒙古民族或国内其他民族的解放运动不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既然大家承认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那末内蒙古民族解放和内蒙古人民革命斗争，也只能由包括蒙古民族无产者在内的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由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也就是说，内蒙古是没有自己单独的无产阶级的，但有自己的无产者，有中国的无产阶级。既然如此，为什么有无产阶级而不由这个阶级来领导，而要由一个什么代表牧民和农民的人民革命党来领导呢？更何况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内蒙古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又领导内蒙古民族人民成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这不是领导得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变历史形成的事实呢？内蒙古的情况和外蒙古不同，不能照搬，过去也搬过，不是行不通吗？革命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你们不能动摇，我们也不能让步。这样一说，他们显然是没有理由了。乌力吉敖其尔同志，于是胡搅蛮缠起来，甚至开口漫骂，主要是对着我来，说什么内蒙古的事都是你刘春搞糟了，你是法西斯作风，不讲民主，等等。但是不管他如何恼怒，我们还是坚持原则立场，毫不让步。
后来，哈丰阿同志想出一个妥协的主张。他说：“在内蒙古可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建立各级组织和支部，也不发展党员，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工作统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负责直接领导。”这就是说，人民革命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虚的；内蒙古由人民革命党领导，这是实的。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和接受。我说：“这还不是人民革命党领导的思想！说要共产党领导就只能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来领导，不能有两个党的领导，不能实际上由人民革命党来领导。”最后在双方的意见无法取得致，实在统一不了的情况下，我们提出把争论的问题向东北局和党中央报告，他们也同意这样做。东北局很快发来了回电，说中央决定“内蒙古不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原来东北局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曾向中央就人民革命党重新组织和内蒙古党的领导问题提出过意见。认为“最近东蒙有些人又重提组党动机不尽纯洁，因此，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问题应慎重考虑，待内蒙共产党及群众有相当基础，东蒙领袖分子能经过考验进一步靠拢我党时，看清情况是否需要再定”。“目前是首先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组党问题，以时机未熟，不提出。”“现在即组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吸收内蒙的积极分子及进步分子入党……。内蒙古工委受东北局领导。”中央在四月二十日《对于东北局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意见的复示》（由周恩来同志批发）中，对这个问题即已同意东北局的意见，作出了决定，并任乌兰夫同志为书记。内蒙古工委委员还有奎璧、王铎、王再天、王逸伦、克力更、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同志和我，吉雅泰、阿思根同志为候补委员（一九四九年六月，经中央组织部和东北局批准，作了调整，乌兰夫同志仍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奎璧、王再天、王逸伦、王铎同志为常委，吉雅泰同志为正式委员，委员克力更同志任青委书记。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和朋斯克三位同志仍为委员）。乌兰夫同志和我接到电报以后，对“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一词作了研究，以为发电报时译错了，所以立即致电东北局询问：“来电成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是不是译电有误？“东北局回电说就是叫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这样才把东北局的复电给他们几位看了，他们也再没有说什么，从此也没有再提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事。后来哈、特、朋三同志在党委会议上承认了自己有错误，同志们也批评了他们，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
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在乌兰浩特隆重举行了群众大会，公开宣布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乌兰夫同志代表工委在大会上讲了话。党的公开，在内蒙古民族中产生了极大极良好的影响。从此在整个内蒙古巩固地确立了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崇高威信在内蒙古人民中日盛一日地不断增长与提高，党当之无愧地成为内蒙古民族解放和革命力量的核心。内蒙古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获得彻底解放的思想和信念更加深入人心、内蒙古人民都把未来和希望寄托于党，并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民族解放而奋勇斗争。
在总结经验时，我们认为哈、特、乌、朋四同志发动的这场争论，很明显是过去进行的争论的继续。承德会谈是第一起，政府选举是第二起，这次是第三起。对我们来说，则是历史上在内部进行的有关内蒙古民族解放两条道路问题的争论的最后一次。
就在哈、特、乌、朋四同志提出要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同时，和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宣布成立前后，内蒙古东部刮起了一阵邪风，由各色各样人拼凑起来的各种名目的“党”纷纷出现。这些所谓的“党”，人数极少，有的只有几个人。它们标榜各种反动的主张，其中包括一些没有政治常识的奇谈怪论。在我们党的工委公开宣布成立以后，它们也就逐渐销声匿迹了。有些由反动分子组成的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民政府依法作了处理和制裁，呼伦贝尔盟和纳文慕仁盟一部分反动分子组织的所谓“正义党”，企图在这两个盟组织反动政府，并在扎兰屯进行反革命暴动，人民政府镇压了这一反革命活动。以原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警卫团长（伪满军官）张尼玛为首的反动分子组织的“劳动农牧民革命前进会”，策划进行军事叛乱，准备在宣布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的大会开会时炸毁主席台，杀害党的领导人，推翻我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党和革命群众及时发现了这一罪恶阴谋，粉碎这次叛乱。张尼玛等人搞的反革命活动都是无关大局的，但也不是孤立的。鉴于当时的形势，我们还是作了应付万一的必要准备。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习惯上仍称内蒙古党委）宣布以后，根据东北局的决定，撤销了省工委，全部工作移交内蒙古党委。兴安省工委，对外是西满军区办事处。办事处先是张策同志负责，后来工委撤销改由我负责，不久也就撤销了。办事处和在白城子的辽西省委有一条直通电话线，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就用电话和他们联系，他们就会设法支援我们。后来一直没有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我们也没有请求过他们的支援。
文字选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5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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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局对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这场政府选举和要不要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东北局和西满分局的高度重视，所以东北局要乌兰夫同志和我到哈尔滨去汇报，并对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党委宣布成立不久，彭真同志从东北局回中央，路过白城子，邀乌兰夫同志去会面，乌兰夫同志和我向他汇报了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党委成立前后的情况和发生的问题。彭真同志还要了有关的详细材料带回中央。）东北局的分析是：虽然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也已经开始好转，但是蒙古民族要彻底翻身解放，彻底肃清几百年来的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影响，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内所能办得到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不管它形式上是另拟选举名单，还是主张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根本的问题还是代表着一种倾向。就是有些人甚至包括我们党的一些同志，看不清蒙古族的解放和反对美蒋反动派的自卫战争胜利的前途，所以主张在自卫战争中保持中立，搞“独立自治”或者叫“孤立自治”。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教育青年，大量培养干部，改造军队，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发展党、团组织等根本问题上做起。东北局指示我们首先要把以上几项工作作好。并指出内蒙古党委的工作重点要放在下面，负责同志不要浮在上面，要下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上面乱一点也不要紧，主要是放手、大胆、深入发动群众，在群众中扎下根，打好基础，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李富春同志说：内蒙古四周是东北解放区，铁桶江山，要乱也乱不到那里去。但内蒙古又是东北的后方，现在我们还没有站稳，所以要努力把工作作好，要巩固，不要发生大乱子。处理问题要慎重，工作要踏实，必须团结蒙古民族的绝大多数。现在的改革是削弱封建，还不能是激进的，必须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为了贯彻执行东北局的指示，内蒙古党委作了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并一项一项地作了部署，付诸实施。
乌兰夫
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的撤销
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是苏军撤退前，在苏联支持下成立起来的。当时苏联可能是对我们打赢这场战争估计不足，为了准备在国民党侵占西满时留一个缓冲地带。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后，我们就讨论了撤销这个政府的问题，认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是统一的民族的自治，下面不应该再实行什么地方自治。但是，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是得到苏联的支持的，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虽然是个上层王公，和苏联的关系却很密切，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能解决得了的。这次我和乌兰夫同志到东北局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当时高岗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直接找苏联在哈尔滨的代表谈吧！”于是由东北局把我们介绍给苏联代表（总领事）。我们在同苏联代表会谈时提出：过去日本刚刚投降，内蒙古各地方都自己起来自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已经成立了高度自治的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以，同一民族的一个部份对本民族统一的自治政府实现自治的状况继续下去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认为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应该撤销。苏联代表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只要求我们给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的人员都安排适当的工作，我们也同意了。我们回来以后，邀请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到乌兰浩特来，共同商量撤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的问题。大概是苏方已经先通知了他，所以接到邀请后马上就来了。对乌兰夫同志向他提出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呼伦贝尔盟政府，额尔钦巴图任盟长，给自治政府的其他人员都安排工作的建议，额尔钦巴图都同意了，回去后也立即取消了这个自治政府，改建呼伦贝尔盟政府。
乌兰夫
教育青年，培养干部，发展党、团组织
西满分局为了给内蒙古大量培养干部，在齐齐哈尔专门办了一所内蒙古军政大学，校长由乌兰夫同志兼任，派齐永存同志任教育长，干部都由内蒙古党委派去，而工作则由西满分局领导、并负责供给经费和给养。在这个军政大学里前后培养了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干部，后来大部份学员都走上了重要的岗位。为什么在齐齐哈尔办一所军政大学呢？这是为了防止在学校教育和学员学习过程中受到干扰。后来，在内蒙古党委领导下，又改建原来的东蒙军政干部学校（？）为内蒙古军政学院，以后又改为内蒙古党校，乌兰夫同志兼校长，我兼副校长，尹育然（丁仕一）任教育长。军政学院和党校也培养了一大批蒙古族干部，其中很多人也走上了重要的岗位。
在内蒙古党委领导下各级党委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以及土改后的农村和牧区吸收了一大批党员，主要是青年党员，发展和健全了党的组织。还大量发展了青年团员，并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建立了团委和团的各级组织。对蒙古族知识分子则都安排了工作，采取团结、信任、使用的政策。我们曾经进行过调查，蒙古族的知识分子，除了跑到国民党那里去的极少数人以外，几乎都有适当的工作。
支援解放战争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后，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各行各业都采取安居乐业的政策，让农民有地可种，牧民有牲畜可放，商人有买卖可做。在东北解放区的支持下，内蒙古银行发行的纸币和东北银行发行的纸币等值，可以互相兑换。当时内蒙古自治政府没有支前任务，財政经济上又得到东北解放区的支持和援助，所以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东北一些地方还高。只是东北解放区可以来内蒙古自由采购，就算是对解放战争的一种支援。鉴于这种情况，乌兰夫同志代表内蒙古自治政府，向东北局提出内蒙古也出钱支援前线：东北局陈云同志说：“你们搞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不要交什么啦。把内蒙古工作作好了，中长铁路沿线不出乱子，就是支援前线嘛。”乌兰夫同志说：“现在日子还过得去，应该支援。”所以陈云同志说：“既然要支援就象征性地交一点钱，因此，内蒙古自治政府为了支援前线向东北行政委员会交了一点钱，具体数字记不满楚了，按以后的人民币折算，大概是儿万元吧？真是微不足道，不过尽心而已。
改造军队，参加解放战争
“四.三”会议以后，内蒙古军队一律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东部的东蒙古人民自治军也改称自卫军。自治政府成立后，对全军各部队都进行了改造和训练。一九四八年一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九年五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同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受东北军区领导。在辽沈战役期间，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以师为单位，在各省军区的指挥下参加了这次战役。内蒙古的一师、二师虽然不是主攻部队，但是消灭和俘虏了不少敌人，也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内蒙古东部（当时有些地方还不属于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被国民党占领地区的大部份，是内蒙古的部队自己解放的，对于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勾结敌人的土匪，都是内蒙古的部队去消灭的（对当时参加西部地区和平津战役的战况我不清楚）。所以说内蒙古民族人民、内蒙古的政府、内蒙古的军队，不但支援了解放战争，而且直接参加了这次战争，为全中国的最后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写《内蒙古革命史》的时候，对这一段历史不是一般地写，而是应该大写特写的。
农业区的土地改革
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不仅要扫除民族压迫，还必须消灭封建剥削，要实现内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不推翻长期压迫剥削的封建制度，解放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广大蒙古族农、牧民和其他芳动人民是不可能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后，内蒙古党委就考虑了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贺电中指示的精神，实行民主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但是，内蒙古农业区的土地改革，是从一九四七年底才开始的，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当时东北地区正在搞土改，可是内蒙古要成立自治政府，还要培养干部、改造军队，所以一直没有来得及办这件事。到了后来，靠近黑龙江省、嫩江省和辽西省的农业区蒙汉农民就自动组织农会，搞起了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之下，进行农业区土地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不能再缓了。内蒙古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向东北局作了汇报。东北局指示乌兰夫同志和我到哈尔滨去，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当时东北局负责人高岗问我们：“内蒙古地区的土地改革完全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行不行？“我们说：“完全照办恐怕不行，因为《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内蒙古地区的具体特点，所以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同时，还要制定适合内蒙古地区实际情况的补充办法”。在内蒙古的农业区虽然有很多汉族农民，但是这些农民都认为他们种的地原来是蒙古人的，那么蒙古人更是这样认为的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土地有的是在若干年前或者几十年前从蒙古王公手里用很低的代价买到的，有些完全是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所以土地关系和民族关系纠缠在一起，问题很复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由我执笔起草了一个内蒙古农业区土地改革补充办法。这个补充办法，经过东北局审查原则上同意。李富春同志看了以后说：“你们现在可以根据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可以采取激进的土地政策了。”这个文件根据内蒙古农村土地关系的特点和民族关系的特点，规定了一系列处理民族关系、调整民族关系的具体原则，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是按照其中的规定执行的，为内蒙古地区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前面说到的卓盟反霸斗争中实行的办法：恶霸地主是蒙古人必须由蒙古族农民起来斗，是汉族人必须由汉族农民赶来斗；分配土地时，在农业区如果是户口地，中小地主一般不动。富农一律不动；在半农半牧区小地主、富农的土地不动；汉族农民和蒙古族农民分同样的土地，但是允许蒙古族农民多分一点，等等。对此汉族农民也都赞成，没有意见。在土地改革中，在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内蒙古党委和各盟、旗党委还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保护了翻身农、牧民有意见的担任公职的蒙古族中上层人士和家属，在他们认错的情况下，避免了对他们的斗争。
在全面铺开土地改革之前，内蒙古各级党委进行了整党。内蒙古党委整党时召集了各盟、旗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由我主持，共同进行，先走一步。各土改工作队也是经过“五查”（查思想、在立场、查作风、查阶级、查成份）以后才进村的。土地改革一般都经过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反霸（反奸）斗争、组织贫农协会、分配土地、建政等几个阶段，大体七和东北地区相同。
土地改革全面铺开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当时在内家古党委召开的兴安盟群众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内蒙古地区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农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从此全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蒙古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民族无地少地的农民都分得了土地，获得了彻底的翻身，解放了广大农村的生产力。在城市也发动群众进行了民主改革，使城市贫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得到翻身。
牧区的民主改革和“三不两利政策”的提出
牧区的民主改革，开始进行的是“互助”运动，这是西满分局提出来的。就是牧主拿出牲畜，牧民放牧，收获大部份归牧民所有。当时呼伦贝尔盟的一些有牲畜的人，包括额尔饮巴图在内，专为这个事找我们。他们的意见是牧主牧工三七或四六分成部可以，我们党早就提出要在牧区实行民主改革，并提出了废除封建特权，“牧场公有，放较自由”的政策。到了一九四八年元旦，为了动员全区人民进行土地改革，我们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乌兰夫同志署名的文章、提出了“农业区要消灭封建”，“牧业区也要消灭封建”的口号。说是“也要”、当时的意图是先在农业区进行土地改革，牧区和农业区的情况不同，所以要有区别地进行，但也要改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理解的差误，牧区、半农半牧区，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没有经过必要准备，就开始分牲畜、土地了。呼伦贝尔盟经请示内蒙古党委后没有动。兴安盟和纳文慕仁盟牧区的民主改革大体上还比较稳，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只是纳盟在城市群众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锡盟、察盟和昭盟的牧区在民主改革过程中，有些地方由于离领导中心较远，掌握政策不严，出现了一些过“左”的偏向，把不该斗的也斗了。本来我们是主张牧区分畜不分群的，这时把不该分的也分了。所以造成了一些不好影响。我是管土地改革工作的，没有防“左”的准备和措施，是应该由我负责的。当时高岗去热河视察工作，在昭盟等地走了一遍，回到东北局又听到中长铁路的反映，特向内蒙古党委发来电报，说扎兰屯连牛乳买不到了，牧区问题也很大，赶快派人去检查。内蒙古党委根据这个情况，立即宣布牧区一律不动。我们在哈尔滨开高干会的时候，还接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报，反映了我们在锡盟、察盟民主改革中的“左”的现象，但他们发电时，锡察巴乌工委已经制止厂这种事态的继续发展。乌兰夫同志向外蒙复电解释说，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并在纠正。
在开哈尔滨高干会以前，与宣布牧区不动的同时，乌兰夫同志提出了在牧区“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后来根据我的建议还补充了一句“扶助贫苦牧民”。因为当时所讲的“牧工”，是指为牧主家里的牧群放牧的人，这和“贫苦牧民”的概念还有所不同，所以补充了这么一句，后来在中央民委总结牧区工作经验的时候，采用了这句话。
在哈尔滨召开的内蒙古干部会议
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为了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乌兰夫同志召集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到扎兰屯，商量召开旗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总结内蒙古前一段的工作和确定今后的任务的问题。这个会议原来定在扎兰屯开，各盟旗的主要负责人都已经到了扎兰屯。但是东北局接到我们的报告以后，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为了就近领导，指示我们把这次会议改到哈尔滨开。于是我们把全体代表带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最有名的马迭尔旅馆开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全部过程都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进行的。
乌兰夫
会议的基本内容有两个，第一是回顾蒙古民族的历史，一直到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为止。负责起草这部份文件的是王铎同志。第二是总结内蒙古地区的工作，提出今后的方针、任务，我负责起草了这部份文件。文件经党委讨论修改后，就形成乌兰夫同志代表内蒙古党委在会上的报告。这次会议的重点在于总结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总结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和内蒙古自治运动、土地改革和牧区改革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肯定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吸取经验教训。会议期间，东北局的负责人林彪和高岗讲了话。罗荣桓同志也讲了话。会后高岗让我们写一个这次会议的综合报告，上报中央。我负责写出了一份综合报告，送给了东北局。后来高岗说要把我们的报告改成一段，作为东北局给中央的综合报告的一个部份。不久，高岗的讲话由中央批发下来了。高岗的讲话是经东北局李锐同志参照乌兰夫同志的报告中有关内蒙古当前的政策部份补充了的。因为公布了高岗的讲话，所以乌兰夫同志的报告没有发表，也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下达。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对党的方针、政策统一了认识，团结了同志，为以后内蒙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作用。以后就称这次会议为“哈尔滨高干会”。
内蒙古自治区名称的由来和内蒙古分局、东部区党委的成立
辽沈战役获胜，东北大军进关，东北局把原属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和原属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划归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根据中央的决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是作为一个地区单位参加的。内蒙古原来不叫“自治区”，就叫内蒙古自治政府。参加这次大会的有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华南六大解放区，一个解放区作为一个单位，加上内蒙古自治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和待解放区以及北京、天津两直属市，按区域讲，一共是九个单位。政协的文件上正式称内蒙古自治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为“内蒙古自治区”，所以以后也就沿用了这个名称，没有通过什么改称的决定。从此，内蒙古自治政府也就相应地改称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政府方面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正式代表有乌兰夫、特木尔巴根、王再天、王逸伦同志和我，还有伊盟的王悦丰（因为当时党中央已经决定把伊盟也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所以王悦丰是以内蒙古自治区的代表身份参加的）。朋斯克同志是候补代表。奎璧同志是作为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的。我们参加了政协“共同纲领”等文件的讨论，特别是参与了“共同纲领”中有关民族政策部份的讨论。在“共同纲领”中，提出了“各少数民族
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把“民族区域自治”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区域自治”这个概念是列宁、斯大林提出的，过去，我们常常引用。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都建立过少数民族的县、区、乡自治地方、统称为自治区。年8月，日本投降，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出现的新形势，中央指示西北局对内蒙古工作进行研究。贾拓夫同志召集我（是否还有其他同志，记不起来了）进行了讨论，9月29日起草了一个“对内蒙古工作的意见”致晋绥分局转绥蒙区党委、乌兰夫同志的电报，由西北局书记高岗署名。报经中央审定后，刘少奇同志批发了。少奇同志还批示：“并告晋察冀中央局仿此办理。”电文中说“目前我党在内蒙古解放区应扶助蒙古人民实行区域自治。”11月23日，前面提到的“中央对内蒙古工作的意见”给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内蒙古的基本方针”是“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提出来，就是中央这次电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央曾向内蒙征求对宪法中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意见。根据中央确定的基本方针，在乌兰夫同志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的复电中央曾提出：“在目前，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居住区域建立统一的自治政府，并制定地方宪法。某些与汉族夹杂的小聚居区，可在地方政府下建立自治区”。（电报是我起草的）但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写进党所制定的纲领性文件中，据我所知，是从“共同纲领”开始的。开完这次大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中华各民族共同组成了统一的祖国大家庭。
当时中央已经确定了完成内蒙古地区和绥远地区合并的方针，只是还要有步骤地进行，等待时机的成熟。政协会议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对合并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中央决定先把内蒙古党委改为内蒙古分局，并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一同迁到张家口，为合并作准备。因为在张家口只是暂时的，所以被风趣地称作“借荆州”。内蒙古分局由乌兰夫同志任书记，委员为奎璧同志、我和王铎、王再天、王逸伦、高增培（改名高峰）同志，候补委员为吉雅泰、克力更、特木尔巴根同志。同时，中央又决定成立内蒙古东部党委，领导东部地区的工作（原兴安省加上原属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和原属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受内蒙古分局、华北局的领导和东北局的指导，我是书记，王逸伦同志是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从乌兰浩特迁到张家口的时候，又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东部办事处，我兼任办事处主任，特木尔巴根同志是副主任。这个办事处管内蒙古自治政府原来管辖的东部几个盟的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的划定和调离内蒙古
一九五0年初，中央要研究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划分问题，乌兰夫同志和我来到了北京。周总理把我们找到他的住处办公室里（中南海的西华厅），一边征求我们的意见，一边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划出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四界。这次定的区划，后来逐步实现了。同时还决定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将来要迁到呼和浩特。原来我有一个意见，主张把首府设在赤峰。“四·三”会议也是这样定的。乌兰夫同志说，呼和浩特（当时叫归绥）历史上曾是内蒙古的中心，比赤峰更适当。我同意他的意见。
一九五0年七月间，我正在张家口向内蒙古分局汇报东部地区工作的时候，接到了中央的电报，要调我到中央工作。内蒙古分局决定由王铎同志接替我的工作，担任东部区党委书记。到八月，我就调离内蒙古自治区了。
选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5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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